“政府终于下决心了！”5月6日，冶金工业规划院院长李新创这样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淘汰落后产能上，用‘铁腕’的说法，我是第一次听说。”
5月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动员和部署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时表示，要采取“铁的手腕”淘汰落后产能。
其中，今年要淘汰落后炼铁产能2500万吨、炼钢600万吨，5月底前要把任务落实到各地区和企业。届时，将公布淘汰落后产能钢企的名单，并确保落后产能在第三季度前全部关停。
短短数年间，中国钢铁业产能从不足1亿吨，迅速膨胀至7亿吨，虽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支撑贡献，也给行业留下结构性沉疴——原料受制于上游矿山、产品市场竞争无序、环境污染负担沉重，钢铁业呈现紊乱之状。
对此，6日，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对本报记者表示：“没有解不开的结，不破不立。只有破旧，才能立新，不然市场腾不出来。”
“铁腕”治铁之时，正值中国钢铁业利润率低下、联合重组停滞不前、铁矿石谈判失利、季度模式成真、指数化定价来袭的当下——这多少有些外部环境倒逼的意味。业内各方关注的是，这次整治效果，究竟能有多铁？
重手问责
钢铁业内多位人士都注意到了一个信号：落后产能淘汰的多种手段顺序，从先前“环保为先”的“软手”，转变到了眼下“行政问责”的“重手”。
是次会议指出，对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好的要给予奖励，未完成的要追究主要领导和相关领导责任，根据情节给予相应处分，直至撤职。
“（行政问责）很有必要，这是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5月6日，钢铁重地唐山市的常务副市长周仲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淘汰落后产能，这个难题难以解决。”
这场整治，不仅涉及产业健康，也关乎政府承诺。
李新创说，“单就钢铁业今年2500万吨铁、600万吨钢的淘汰任务而言，应该说不难。难度更大的是工信部的要求，这涉及到近亿吨产能，其中部分还在高速有效运转。”
按照工信部要求，2010年底前，全国需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淘汰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2011年底前，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淘汰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电炉。
在单尚华看来，工信部关于淘汰标准的要求还是偏低了。
“要我说，400立方米的标准仍太低，应当把1000立方米以下高炉都淘汰，要不然节能减排的目标怎么实现？”他分析，“这并不是说1000立方米以下的都落后、以上的都先进，但是行业淘汰总要有标准和尺度，否则很难执行。”
这反而是大中型钢铁企业的福音。
6日，河北钢铁集团一位管理人士就对本报记者表示，大型钢企一直以来确实比小钢企承担了更多的环保要求和社会责任，有时看到部分企业在排污等方面并不够重视，却又在产品市场上活跃，“我们的滋味也很复杂。现在钢企利润率普遍比较低，加上淘汰力度加大，某种程度上也能促进行业的有序整合。”
缺失的退出机制
“为什么在不断的控制下，我国的钢铁产量从不到1亿吨，达到去年6亿多吨”，“为什么从中央各个部委到地方，淘汰落后产能都这么困难？”
其实这么多年来，上述盘踞在李新创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两个疑问，或许更能解答，为何屡次产业政策调控，都无果而终。
李新创认为，难见成效的深层问题，根本在于利益，以及实实在在的体制问题——税收、权力、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在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如今我国几乎每个省都有钢企作为纳税大户、金饭碗。即使是被划归入淘汰行列的小钢企，也是地方解决就业的重要据点。
这也构成了每一次产能控制，效果都“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行业也开始对政策出现应对“疲劳”。
2007年，发改委曾在当年4月与河北、江苏等10省份签订第一批关停和淘汰落后钢铁产能责任书，12月又与另18个省区签订第二批责任书，涉及企业573家，计划到2010年总共关停淘汰7776万吨的落后炼钢产能、8917万吨炼铁能力。
但淘汰的步伐，跟不上经由谎报、替代、扩大后继续上升的产能。因此也有观点认为，若无其它替代支柱产业出现，使得落后产能自动退市，根本上控制过剩很难。
单尚华就提醒，“淘汰落后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部分企业为规避政策，把400立方米报成450立方米、甚至600立方米的情况。”
这是2005年国家产业政策出台调控产能后，地方“下有对策”的反应之一。
“应该讲，在目前产能总体满足国内需求的前提下，铁腕淘汰的方式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而且落后产能确实要淘汰，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李新创对本报记者表示，“但如果有退出机制的配合，那就更完美了。”
“尽管国家下了很大决心，启动问责制。但要淘汰的1亿吨产能里，大部分正在高效运行，市场供求能否离开它们？没有强有力的退出机制，地方财政、就业压力怎么解决？”
据记者了解，退出机制的设定还在研究中。李新创表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通行的模式就是中央、地方分别拿出多少钱来安置。但是，很多问题，并不光是拿钱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