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以调结构为核心，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以达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后，对制造业带来的长期影响可能将使得铜需求的增速逐步放缓。
近期，中国相继出台的从紧货币政策、重启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等政策已经清楚表明，中央政府引导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预计 “十二五”期间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刺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会出现明显的改变。
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而转型期结束的标志有三个方面：即居民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和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完成。在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中必将伴随支持中国高速发展30年的传统产业的逐步衰落。
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并将对制造业形成长期的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制造业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将大大受限，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大宗原材料需求的增幅将会逐步趋缓。
刘易斯拐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工业企业的边际劳动力成本，并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现代工业部门可以用最低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无限制供给，工人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第二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提高的上限是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的边际生产力；第三阶段，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消除，城乡保障差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划分这三个阶段之间的两个拐点分别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刘易斯拐点。
从日韩等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往往出现在工业化发展期的尾声，或在工业化发展期向工业化成熟期过渡的阶段。工业化发展期内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为高耗性，即经济增长以对大宗原材料的高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主要以投入更多资源来扩大国民生产总值，即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工业化发展期大宗商品消费量快速增长，使得经济发展对基础原材料消耗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而成熟期内大宗原材料消费的特征表现为集约型，即由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消费量的增长率逐步下降，经济发展对大宗原材料消费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当增长率等于或小于零时，工业化进程结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日本在1960—1970年迈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而从日本铜消费量及消费强度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关系来看，1991年之前日本铜消费量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在1991年铜消费量达到峰值（1613千吨），从1991年起铜消费量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根据模型分析，日本在1991年完成工业化。日本在1973年单位GDP铜消费量达到峰值（5.4公斤/万美元），随后日本的单位GDP铜消费量呈缓慢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单位GDP铜消费量将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 近期中银国际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生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出农民工从1997年的3890万人增加到2005年1.3亿人，占乡村青壮年人口(20—50岁)比重从不到10％提高到40％左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研究认为，自2004年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中国在2005年前后开始进入第一刘易斯拐点区间。据其调查统计，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 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外，近期出现的部分工厂员工停产要求加薪以及富士康因为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而不得不做出大规模将生产线由深圳迁往内地的举动都在表明，中国已经迎来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
目前国内正处经济转型之际。国家针对房地产市场重拳频出，每一个都是重磅炸弹，是全方位的调控政策。此外，国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紧缩市场流动性，重启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淘汰落后产能的加速等政策已经清楚表明，中央政府引导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预计十二五期间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刺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会出现明显的改变。这一切使得市场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预期略显谨慎，业界预期今后几年，我国铜产业必将在阵痛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在主动和被动中经历快速的转型。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来料加工出口额与精铜消费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转型所引发的投资和出口增速放缓估计会带来中国铜消费增长的趋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