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我国矿业发展特点
  第一，我国经济增速全面换挡，主要矿产品需求集体回落。
  结构性改革使得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全面减速。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当前，我国基础设施高速建设时代已基本结束，经济“三驾马车”对资源需求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并导致2015年我国大宗矿产消费出现史无前例的集体下滑。其中，2015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约28.7亿吨油当量，比2014年下降了3.4%；钢铁消费量于2013年到达顶峰，2014年和2015年合计下降幅度接近韩国2014年粗钢消费总量（5783万吨），降幅之大远超预期；2015年，精炼铜、精炼铅、精炼锌消费量分别约为1080万吨、380万吨、630万吨，比2014年分别下降4.3%、9%、1.2%。
  第二，传统矿产生产规模可能达到峰值阶段，进口贸易继续分化。
  一是矿业供给侧改革促使传统矿产生产规模集体回落。2015年，全国原煤、粗钢、铜精矿（金属）产量分别为37.5亿吨、8亿吨、166.7万吨，较上年分别减少3.3%、2.3%、6.6%；1~5月，对应产量分别为13.4亿吨、3.3亿吨、71.1万吨，同比分别减少8.4%、1.4%、3.9%。铅、锌精矿（金属）2015年产量分别为233.5万吨、474.9万吨，较上年分别减少13.9%、10.5%；1~4月，对应产量分别为59.1万吨、128.6万吨、较上年分别减少8.1%、5.8%。二是现代矿产中原油产量下降，天然气产量稳步增长。1~5月，全国原油产量8501万吨，同比减少3.7%；常规天然气产量59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2%；煤层气产量31.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3%。三是矿产品进口贸易分化明显。1~5月，全国煤炭、原油、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锡精矿实物进口量分别为0.64亿吨、1.56亿吨、4.12亿吨、669.6万吨、2188.8万吨、21.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8%、16.5%、9%、33.4%、17.9%、90.8%；与之对应，天然气、镍精矿、铅精矿、锌精矿实物进口量分别为315.7亿立方米、761.4万吨、53.3万吨、91万吨，同比分别减少21.4%、25.2%、19.7%、23.1%。
  第三，矿业效益继续下滑，矿业热情持续降温。
  一是采矿业利润大幅下降。2016年1~5月，全国采矿业盈利66.6亿元，同比下降94%；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同比下降73.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同比下降175.8%。二是有效探矿权、采矿权数量持续下降。2012年以来，投资者对矿业的兴趣明显下降。截至5月底，全国有效探矿权同比减少8.6%，登记面积同比减少10%；有效采矿权同比减少9.6%。出让探矿权和出让价款同比分别减少7.1%、23.9%，出让采矿权和出让价款同比分别减少19.8%、14.2%。三是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减少。1~5月，全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3054.46亿元，同比减少16.4%；其中，煤炭、油气开采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额回落较大，同比分别减少32.9%、16.9%、24.5%。
  新常态下矿业发展需要新动力
  第一,去产能和管理制度改革成为推进矿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一是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积极展开，债务处理成为约束性问题。化解过剩产能实际上是前几年煤炭行业脱困工作的延续和深化。2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将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的原则，从2016年开始，用3~5年时间，退出产能5亿吨，减量重组5亿吨。文件下发后，各有关省区和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实施调整“工作日”制度（每年按276个工作日重新确定产能），对化解产能将起到积极推进作用。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虽然积极展开，但煤炭企业普遍性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信贷压力非常大。因此，债务处理已成为煤炭行业去产能中最主要的障碍性问题之一。还有，企业去产能进展不均衡，矿业供给侧改革时间可能会拉长。而产能的压缩，国企是关键。
  此外，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和矿产资源国家权益金制度正在研究中，矿业权管理制度改革正深入推进，并通过深化矿业权审批制度改革，促进矿业权审批权限有序下放。目前，已在新疆开展油气资源勘查开采体制改革试点，煤层气勘查开采审批权已下放山西。
  第二,我国传统矿产需求与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脱钩状态，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一是传统矿产消费已经或即将与经济发展脱钩。工业化初期阶段向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转化过程，也是传统矿产向现代矿产、新兴矿产消费结构转换的过程。脱钩指数表明，当前我国煤、铁消费已与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脱钩状态，铜、铅、锌随着不断逼近消费峰值，其脱钩迹象将逐步显现。二是油、气、铝、稀土等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以及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矿产如黄金、农业用肥料等化工矿产，其消费仍与经济发展处于绝对挂钩状态。三是我国矿业公司正在全球范围积极布局现代矿产和新兴矿产并购事项。2016年4月，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与加拿大埃尔拉多黄金公司正式签署了贵州锦丰金矿82%股权购买协议；四川路桥矿业投资开发公司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与加拿大桑里奇黄金公司签署股权交割协议，以6500万美元正式收购该公司持有的厄立特里亚阿斯马拉矿业公司60%的股权。
  第三,新常态下需要实施两大战略升级，促进矿产资源需求有效降低。新常态下，我国矿业发展需要新动力，需要通过发展新业态有效降低矿产需求。一是促进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升级，使得煤炭、钢铁、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所需要的大宗矿产品消费量逐步下降（这部分矿产需求量占矿产资源总消费量的70%以上），钴、铌、钽以及石墨、萤石等新兴战略性矿产需求会不断增长（这部分矿产消费量不足矿产资源消费总量的10%）。二是促进传统业态向新业态升级。信息网络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相互渗透、深度融合，正在深刻改变产业组织方式。新业态将对传统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将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会对资源需求带来革命性变化。
  建议推进矿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第一，通过资源治理推进矿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矿业来讲，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其关键行动是基于增加资源数量、提高资源质量、改善资源功能的资源治理，首要任务就是要打赢化解过剩产能攻坚战。而资源型城市在全国去产能战略中要担当重要责任和任务，建议资源型城市去产能分阶段有计划推行，遵循先南后北、先小（县级市）后大（地级市）的原则，有序调整产能分布空间结构。
  第二，为迎接全球新一轮勘查周期做好准备。针对矿产勘查投入下降的实际状况，要采取多元化措施，将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加大矿产勘查投入力度，并联合大企业形成大投入，充分发挥地勘单位的作用，做到与社会资本相结合，让民间资本加入矿产勘查行列。要组织科技攻关，在页岩气等重点矿种上寻求找矿突破，做好重点矿种勘探、开采的技术研究。
  第三，矿业低迷时期是境外并购的好时机，也是全球资源治理的好机遇。目前，矿业价格低、估值低是中国矿业走向世界，进行扩张的最佳时机。现在形势下，钢铁、煤炭等大宗商品不具备投资效益，但部分小金属、非金属矿产品价格逐渐攀升，而且价格在中位运行，投资可能会带来一些机会。对钨、稀土等优势资源，应坚守在保持现有资源规模的前提下，并购发达国家深加工产业。
  第四，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资源对外依赖可能导致的极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