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来的总是会来。
在4月28日的行业会议上,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表示,考虑到钢铁企业经营的现实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各自与三大矿商定临时定价协议。自此,中国始终坚持的长协机制离“死亡”又近了一步。
这一结局并不出人意料。在中国尚未与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力拓和必和必拓公司达成铁矿石价格协议之前,国内许多钢厂已开始按照4月初日韩钢铁企业与三大矿签订的季度价格购买矿石,这个价格比去年上涨近1倍。
从2003年岁末中国加入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以来,这样似曾相识的谈判过程屡屡出现,不论中方如何辗转腾挪,亦无法将三大矿商逼退一步,换来的只是铁矿石价格的一飞冲天。
而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节节败退的过程背后,不仅闪现着胡士泰们穿针引线、长袖善舞的身影,亦折射出中国钢铁行业的制度性沉疴。
2004年:“两种价格”留下后患
2003年下半年,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祥青“送”给了澳大利亚罗泊（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经理王勇300万元。这家外资公司的大股东恰恰就是力拓公司。
在铁矿石业务中,王勇给张祥青提供了帮助。这拉开了中国部分企业行贿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的序幕。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一轮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对钢材需求开始大幅增长,大量的小钢厂如雨后春笋般从全国各地冒了出来。多年以后,张祥青靠着钢铁登上某财富榜,并在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中一举成名。
2003年,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随着铁矿石进口量大幅攀升,国内钢铁企业要求参与全球铁矿石定价的呼声日益强烈。当年岁末,中国第一次参与到一年一度的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的游戏中。
必和必拓一位管理层告诉本报,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必和必拓第一次提出了指数定价模式。此后的历年谈判中,必和必拓都试图推行指数定价模式。
虽然参与了谈判,但当年中国未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一年中国接受了日本新日铁公司的谈判结果,即价格上涨18.6%。
虽然长协价仅仅上涨了18.6%,但由于存在长协和现货两种价格,当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均价远远超过这个幅度。200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达到了2.08亿吨,同比增长40.5%,铁矿石平均单价更是同比上涨86%。
长协价和现货的长期价差就此开始上演。而当初制定的进口机制也为日后的价格炒作埋下了伏笔。“只要存在两种价格,就会有价格差,就会有炒作。”4月28日,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会议室,协会的罗冰生告诉记者。
此时,中国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多达数百家,大量的贸易企业和钢铁企业开始倒卖矿石,牟取暴利。
2004年,首钢共进口铁矿石1333.6万吨,其中只有981.58万吨是供自己使用,其他全部按照现货价卖给了国内钢企。仅仅在进口铁矿石中,首钢就实现了1.4亿元的暴利。
2005年:难以遏制的炒矿
2004年岁末,宝钢作为中国钢铁企业谈判代表继续参与到2005年的价格谈判中。由于长协价与现货价之间的价差,越来越多的公司加入“倒矿”的队伍中,最高时多达523家。
当时中钢协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下称“五矿商会”）皆认为,除了中国需求因素外,进口价格高也是由于进口资质企业数目过多、相互之间存在无序竞争造成的。
2005年2月28日,一项旨在规范中国钢铁行业自身经营行为的行业自律措施——《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和申报程序》（草案）,在两大协会共同召开的“落实铁矿石自动进口许可管理措施紧急会议”上,被全行业审议通过。
经过审核,最终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数量由此前的523家缩减至118家,其中包括70家钢厂和48家贸易商。虽然进口资质企业的数量缩减了,但炒矿并没有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这些幸运的企业成了既得利益者。由于长协矿数量有限,商业丑闻开始滋生,并在全行业蔓延。一些企业不惜出卖国内商业秘密以换取长协矿。
这一年的4月18日,山东石横特钢公司外经处处长房泽山,也去“拜访”了罗泊公司的王勇,希望成其长协客户。
借此机会,王勇从房泽山那里获取了一个内幕信息——2005年4月15日,中钢协在无锡召开了会议,并宣布了中国铁矿石进口委员会的有关信息。
2005年,国际铁矿石供应价格暴涨了71.5%,全国钢铁产量为3.5亿吨。根据最后统计,中国钢铁企业为此多付出大约200亿~300亿元的进口成本。
为了规范行业发展,这年7月,国家出台了《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和铁矿石进口资质企业审批限制了中小钢厂的发展,直接造成中小钢厂此后的倒戈。但对于如何发展中国钢铁产业,《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并没有给予准确的定位。多年以后,中小钢厂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发展得极其迅猛。
同样是这一年,出现了调整钢铁过剩产能的呼声,但被随后几年每年数千万吨的增量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