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矿山”这个听上去有些陌生的概念，由日本东北大学选矿精炼研究所教授南条道夫提出，从金属资源回收循环利用出发，把城市比喻成为一座可以进行二次资源开发的矿山。在矿产资源紧缺与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势下，城市矿山正在为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探索着一种全新模式。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城市矿产基地建设作为重大工程已然列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十二五”期间，全国将要建设50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对示范基地建设给予信贷支持，特别支持符合条件的示范基地发行债券、申请境内外上市、再融资和利用国外资金，鼓励引导社会资金通过参股等方式投资“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目前，第二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评审工作正在进行。

  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有效利用“城市矿产”资源，既可以替代部分原生矿产资源，减少大量矿产资源进口，弥补我国资源不足，又能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批7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启动

  2001年，日本提出“城市矿山”概念不久，国内一些嗅觉灵敏的专家即对此展开研究。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是最早一批宣讲这一概念的学者。

  2009年3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带队参加全球第二次应对金融危机的高层研讨会。在这次由日本主办的研讨会上，日本提出“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日本要变资源小国为资源大国”，口号一出，各国代表一片哗然，甚至有代表在现场嘲讽日方吹牛。

  于是，时任日本首相请日本经济产业省负责人到现场发表了一个报告，报告提出：日本确是资源小国。为何又说是资源大国？因为现在日本的废旧资源不仅可以自给，而且可出口。

  日本电子产品中共蕴藏着6800吨黄金，将这些开发出来，不单自给自足，还可出口。再比如铟，日本废旧产品里含有铟的量，占世界铟探明开采量的52%，在日本，铟不用开采原生资源，只要从废弃资源里去提取，其产量就可达到能控制国际铟价的规模。

  报告结束不久，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日本北九州的循环经济产业园，那是以处理废旧家电为主的一座“城市矿山开采基地”。在那里，中国代表们看到，废弃的家电产品成堆地放置在工厂一角，巨大的叉式升降机快速运转，搬运着从计算机等废弃家电中分离出的电子底盘。 参观后，中国代表团愈发强烈意识到，原生矿越开采越少，世界上只有一种矿，资源越开采越多，就是“城市矿山”。

  2009年5月，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有关实施“城市矿山等十大工程”的建议书。虽然其中的某些说法还只是初步设想，但温家宝总理很快就有了批示。2010年，首批7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启动建设。

  金涌告诉记者，在国家发改委递交建议书之前，温家宝总理邀院士们开了一场咨询会，主要是谈“十二五”规划中的新兴产业，其中便谈到“城市矿山”。温家宝总理说：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十二五”发展有一个大的抓手，既是新兴产业又能赚大钱、又有新技术开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业，你们提一提？于是“城市矿山”概念就这样被推出。温家宝总理表态说，这件事很重要。

  “‘城市矿山’对缓解国内资源瓶颈，有着无限潜力。”发改委环资司循环经济处处长郭启民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加快发展阶段，对矿产资源需求巨大，2009年钢消费量从2000年的1.4亿吨增加到5.3亿吨，国内矿产严重不足，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超过50%，铁矿石接近70%。

  同时，我国每年产生大量废弃资源。专家估计，2009年我国报废的电视机、冰箱、空调等家电产品接近9000万台，手机约2亿多部。单以手机为例，一亿部手机中可提取3吨黄金，比天然金矿的含金量高得多。只要回收到1.5亿部，就能从中提取3吨至4.5吨的黄金。

  根据行业协会统计，2009年，我国十种主要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约633万吨，接近有色金属总产量的24%，其中再生铜占铜总产量的52%。目前，每年铜产量是600多万吨，300多万吨是再生铜，产值接近1200亿元。

  “城市矿山”在中国实际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日本的“城市矿山”主要指废旧金属再利用，而中国专家又提出了“城市矿产”概念，其中包含了废旧塑料和橡胶再利用。

  国内有大量废弃塑料包装物，1吨塑料瓶需要消耗6吨石油，北京市一家公司在2009年有近21亿只塑料瓶，大概是5万吨塑料瓶，相当于需要消耗30万吨石油，而我国许多中小型油田一年的产量也不过就是30万吨。

  中国企业执着于原生矿山开采

  面对中国长年沉睡的“城市矿山”，日本的企业从两三年前就开始着手在中国布局开发。而中国企业，更多执着于原生矿山开采，不惜舍近求远跑到境外找矿。虽然多数国人尚未理解“城市矿山”价值，但决策层已然发力。从2010年起，国家发改委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城市矿产”工程。

  去年财政部对于第一批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拿出专项资金10个亿，还准备给予税收政策支持。郭启民介绍说，到2010年底，7家示范基地再生资源总量已达443万吨。

  在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高延莉看来，“城市矿山”在中国还有更深远的发展。废旧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在中国早已形成一定的产业基础，民间说法就是所谓的“丐帮”，“城市矿山”项目将改变传统的“丐帮”模式。

  “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汽车报废量逐渐增大，那时回收汽车还需要贸易部签发的资格证，但当时事实上已经管不住，各地老百姓自己做起来，地方政府一看，这也算是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结果一个又一个无证回收旧车市场就这样发展起来。”高延莉告诉记者。

  在甘肃、河北、陕西等省的偏远之地，废旧汽车回收市场可谓遍地开花。高延莉说，甘肃的一些乡镇，十里八街都是拆解废旧汽车的小作坊，“家家户户都忙着在门前拆汽车”。“那是非常原始的拆解方式。当时一台报废的小车，一般用2000元回收，重新喷一下漆，就可以再卖出去，最低3万，最高能卖8万。”高延莉说。

  正规回收物资企业会将回收的旧车压成废钢，而在上述这些小作坊，废旧汽车被改造成为变形金刚般的拼装车，因此导致了不少车毁人亡的事故。对上述问题，当时朱镕基总理做了相关批示，河北等地的废旧汽车无证回收市场最终相继取缔。

  “如今，中国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中简单、低附加值的‘丐帮’模式，依旧还在维持着，大量的环境污染以及安全问题仍然存在，而‘城市矿山’的运作，将对这种原始模式产生一定冲击。”高延莉说。

  进口的举措，在国家层面相当谨慎

  正在推广的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不同于以往的废物回收利用机构。它不是对废弃资源进行简单的拆解、打包，而要通过一定高门槛的专利技术，对废弃资源高效利用，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

  据郭启民介绍，国内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很多技术的先进性已超过日本、美国。比如在日本，汽车拆解还是用人工，拆解以后，压成一大块。现在我国开发出一种拆解机器，像鳄鱼似的咬下去，汽车出来以后分解出一块块铜、铁，由电脑控制，基本全部实现机械化。高技术门槛成为“城市矿山”的新标志，同时，它不再是小打小闹、分散地由单个回收企业运作，而是要求资源利用规模化，形成分拣、拆解、加工完整的产业链条，并在废弃物收集处理中，采取严格的环保措施，防止二次污染。

  “现在的目标是将可利用的废旧资源，全部收到正规的、深度资源化的城市矿产基地里面去，避免分散流到个体收集者手中。”郭启民说。这意味着，废旧资源处理将实现最大程度的集中化。在金涌看来，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有稳定的废旧物资来源，否则城市矿产基地刚一开张，就会收不上来东西。

  “中国的垃圾回收非常无序，目前商务部管回收体系建设，商务部的管理通过供销社来体现，而供销社是坐等上门的态度，现在更多是积极的小业主们占据各自的地盘搞回收，如果基地来搞统一回收，简直就是和小业主们来打架。”金涌说。

  郭启民也表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简单地取消回收点。“因为这是个民生问题，各大城市都存在拾荒大军，大约有2000万人口靠收废旧品吃饭”。

  “我们希望多渠道回收，集中分类加工，规模化、高值化利用。只是，城市矿产基地和分散的回收点之间可能会形成竞争。”郭启民说，基地要想有稳定废旧资源的供给，可以自己建立一套回收体系。

  在国内资源回收不足的现状下，不少专家建议，中国可适当参与再生资源的国际大循环，允许进口国外废旧电器、金属等。然而，进口的举措，在国家层面相当谨慎，毕竟洋垃圾污染的阴影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过去暗渠道出了问题，因此很多再生资源就不准进口了。我们在咨询会上跟温家宝总理讲，不能因噎废食，参与大循环，必然要引进，可以事先建立制度，把不该有的污染截住。”金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