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澳大利亚铁矿生产商FMG首席运营官尼维尔·保沃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FMG一贯反对工党政府酝酿中的“矿产资源使用税”(MRRT)方案，因为这仅仅是政府与大矿商的协议，缺乏透明度。
保沃尔的说法代表了不少中小矿商对这一税改方案的认识：决策过程不透明，信息途径不对等。
鉴于必和必拓等矿业巨头支持推行“矿产资源使用税”，拥有较大权力的州政府坚决捍卫地方税权，而不少中小矿企则抵制此项税改方案，预计今后数月各方将为此展开激烈博弈。
如何破除“矿业财政”对宏观经济的绑架态势，从而避免经济学家预言的“矿业繁荣、百业凋零”悲剧？澳大利亚无疑陷入了两难境地。
矿产资源使用税的由来
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引发的矿业繁荣，是澳大利亚近年来酝酿改革现行矿业税收制度的最大动因。
矿业税改革的本质在于，以各方均能接受的方式，让获利丰厚的矿业更多地补贴国家财政。
相对于前总理陆克文强推“资源暴利税”(RSPT)的做法，现任总理朱莉亚·吉拉德努力减少与业界矛盾，企图通过限制地方矿产税费，扩大联邦在统筹税收方面的权力。
在充分汲取了陆克文因得罪矿业巨头等失误而下野的教训后，去年7月吉拉德政府与必和必拓、力拓以及斯特拉达公司三家矿业巨头就“矿产资源使用税”(MRRT)这一新的税收改革方案达成原则协议。
按照协议，新税收方案仅适用于年利润额在5000万澳元及以上的铁矿和煤矿企业。
除税率较“资源暴利税”的40%低10个百分点外，新税收方案还规定，矿产企业向州政府缴纳的“开采使用费”将通过联邦退税等方式获得税收抵免，以避免联邦和地方双重征税。
相对于资源暴利税，新税收方案把税收起征点由“资源储备的实现价值”前移至“资源价值”，从而去除了加工运输中的附加值，实际上降低了税收起征点。
另外，新税收方案允许矿业公司在账面价值和市值两者间选择其一，作为资本计价方式，并以此作为税收起征基础。
新税收方案还规定，到2013至2014财年，税率从30%降至29%。
这些动议满足了矿业巨头的利益诉求。
据澳大利亚国库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较之“资源暴利税”，预计“矿产资源使用税”将使澳大利亚财政在10年间少收入600亿澳元。
不过，新税收方案并未涵盖州政府今后可能上调“开采使用费”征收标准的情形。
这使联邦政府陷入两难局面：如果联邦继续按照新标准为企业提供税收抵免，则联邦财政将进一步受损；如果联邦不按新标准为企业提供税收抵免，矿业界将拒绝这一税收方案。
权衡利弊数月后，工党政府日前正式宣布，按照修订后的“矿产资源使用税”方案，联邦政府将为一切现行及今后的开采使用费提供税收抵免。
工党政府还宣布，今后将着手限制州政府提高开采使用费的行为。
也就是说，工党政府企图通过节制州政府的征税权，实现矿业税收制度改革，从而使联邦财政更多从矿业暴利中受益。
这意味着，联邦政府既不会让矿业巨头利益受损，也不会为州政府无限制提高税率买单。
至此，改革锋芒直指州政府的税权。
酝酿中的制约机制
按照澳大利亚联邦法令，地方各州须向联邦缴纳一定数额商品服务税(GST)，而后再由联邦支付委员会在各州间统筹划拨，用于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目前这一税种的总规模大约为500亿澳元(1澳元约合1.026美元)。
当前，工党政府试图将这一税收变成扼制州政府税权的筹码。
根据“矿产资源使用税”方案，企业向州政府缴纳的“开采使用费”将通过联邦退税等方式获得税收抵免，以避免联邦和地方双重征税。
这意味着，若州政府提高“开采使用费”，则会侵蚀联邦税收。
为此，联邦政府警告说，如果州政府擅自提高税率，联邦政府将截留其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这一表态引起矿业大州官员的公开抵制，以巴奈特为代表地方实权派誓言捍卫地方税权。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部长马丁·弗格森和国库部长韦恩·斯旺等人日前明确表示，如果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等矿业大州擅自提高上调“开采使用费”征收标准，联邦政府将截留其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其实，对于这一制约机制，这两个州早有警惕。
早在今年1月，作为纳税大户的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就曾提出，把地方基础设施基金这一项目独立于商品服务税系统，从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获得独立资金使用权。
这一提议显然不能被联邦政府接受。
为缓解紧张关系，工党政府正竭力安抚矿业大州。
斯旺近日多次表示，政府将把新矿业税产生的财政收入投资于为小企业减税、改善医疗条件等方面。
其中，相当一部分财政经费将投向西澳和昆士兰等矿业大州。
反对派别聚集力量
联邦政府的改革思路一公布，立即引起西澳州州长科林·巴奈特和昆士兰州州长安娜·布莱的反对。
他们表示，不能接受联邦干涉州政府征税权利。
反对党阵营的巴奈特4月25日表示，一旦实行“矿产资源使用税”，西澳州将贡献其中的65%，而这些财政收入大多将流向其他州，从而损害西澳州的利益。
他表示，工党政府威胁截留基础设施经费的做法不会吓倒西澳州。
州政府正考虑在今年预算中把现行铁矿的“开采使用费”费率由5.625%上调至7%。
他指出，如果联邦政府因此惩罚西澳洲，则工党在下届选举中将失去当地选民的支持。
此外，出身工党的昆士兰州州长布莱也表示，州政府将“保留设定适当的开采使用费”的权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党政府试图约束州政府税权的方式也遭到其政治盟友绿党的抵制。
绿党领导人鲍勃·布朗指出，这种威胁手段旨在剥夺宪法赋予的州政府征税的权利。
不过，布朗表示，绿党仍将为修订后的矿业改革计划投下赞成票。
近期，工党的国内政治版图不容乐观。
在上月底举行的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选举中，反对党以绝对优势击败工党，赢得选举。
这标志着，反对党已经控制了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州和维多利亚州三个大州，这些州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70%。
这无疑不利于工党实现矿产税改革和建立碳税制度等政治日程。
“矿业财政”绑架宏观经济
近10年来，在新兴经济体对矿产品强劲需求支撑下，澳大利亚经济实现了由“骑在羊背上”到“坐在矿车上”的转换，对矿产业依赖度日益增加。
据澳官方报告统计，2009至2010财年，在澳大利亚前10大出口产品中，8项为矿产品，合计占澳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45.73%。
其中，排名第一的煤炭占14.34%，排名第二的铁矿石以及精矿占13.8%。
然而，对于矿业的过度依赖产生了经济学界所谓的“双速经济”，也即矿业部门业务增长快、利润高，制造业等其他部门增长慢、利润低；矿业大州经济增速高、失业率低，缺矿州的经济增速低、失业率高。
在矿业飞速增长的背后，澳大利亚经济部门间的收益率差距和地区间贫富悬殊日趋显著。
这种经济失衡加剧了行业以及地区间矛盾，也加大了宏观经济调控难度。
澳大利亚前财政部长林赛·坦纳曾警告说，澳大利亚需要减少对矿业的过度依赖，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否则将严重威胁国家战略经济安全。
在一国经济结构中，如果单一产业过度膨胀，则可能开始吞噬过多经济资源，在财富分配、出口等领域挤压其他产业，形成所谓“黑洞效应”。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如今澳大利亚经济正受制于“黑洞效应”。
墨尔本大学格拉顿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索尔·艾斯雷克表示，长期看来，矿业不能确保“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获得繁荣”，反而损害其他产业。
艾斯雷克认为，在矿业繁荣影响下，澳元兑美元汇率上涨至30年来的高位，这将大大削弱澳大利亚农业、制造业、旅游业和教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劳动就业方面，矿业过快发展导致技术工人短缺。
在澳大利亚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情况下，预计包括矿产业在内的相关产业部门的工资仍将维持高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可以说，旨在合理分配矿业暴利的矿业税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