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到2009年，“推进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组建”都成为分管部委确定的当年中国稀土十件大事之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5楼，6名工作人员，4间办公室，备受关注的中国稀土协会筹备办公室(以下简称“筹办”)就在这里紧张地忙碌着。
随着2010年稀土之争愈演愈烈，有关于“筹办”的种种猜测也纷纷出台。事实上，这个小小的机构已经默默地运行了四年多时间，而中国稀土协会的成立时间也由原计划的2007年一再延迟。
与此前外界报道不同，到2011年1月中旬，中国稀土协会仍未得到工信部批复。虽然作为挂靠于工信部的一级协会，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春节后，中国稀土协会的挂牌将进入百天倒计时。5月，当初夏降临北京城之时，中国稀土协会有望第一次召开会员大会。
对于这家行业协会，外界曾寄予其“与世界过招”的期望。2010年以来，每当中国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时，就被扣上干预市场、违反WTO规则的帽子。
在稀土之争的第二个回合里，行业协会将承担起组织、协调行业企业的责任，中国稀土企业也开始尝试自己联合起来与世界博弈。
决策层的关注
人们对于“筹办”的关注肇始于2010年12月28日的国际稀土研讨会。领衔筹备中国稀土协会的工信部稀土办公室原副巡视员王彩凤，在会上透露了有关中国稀土协会正在筹备的消息。
她说，中国稀土协会将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搭建桥梁，并协同配额管理等方面工作，改变此前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具体而言，协会将代表中国稀土行业与国外企业协商谈判。此时，距“筹办”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好过去四年零一个月。
时间回到2006年11月25日，在国家发改委稀土办公室协调下，由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钢稀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国内主要稀土企业共同发起成立的“筹办”开始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筹办”成立的背景是，中国一改放任稀土流失的情况，希望加强管理。
中国稀土学会学术部主任陈占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情的引子是2005年底，徐光宪、师昌绪、李东英等15位院士以及包钢经济情报研究所高级经济师郑睿川等，致信国务院领导，反映包头白云鄂博资源未得到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被大量浪费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及分管这一领域的时任副总理曾培炎因此多次做出重要批示，核心是加强稀土资源保护、规范经营秩序和出口管理等工作。国家发改委高度重视，并专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白云鄂博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及有关问题的报告》。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7年起对稀土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生产实行指令性计划，这是国家对稀土生产实行总量控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稀土协会并不是一个新名词。1993年，由上海一家稀土分离企业牵头成立过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在稀土行业内，企业主要分为矿产企业和分离加工企业，后者主要致力于稀土产品的加工生产。陈占恒回忆说，由分离加工企业主导的稀土协会并不能代表全行业的利益。博弈之中，许多倾向于加工生产企业的措施都无法得到矿产企业的赞同。加之这一国字号协会并没有民政部的注册手续，没有几年就销声匿迹了。
分管之疑
在“筹办”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完成并审议了协会章程，还制定了会员单位的资质标准，并开始征求行业意见。到2006年底，已有近40家单位通过资质审查。
根据当时国家发改委的计划，协会力争2007年上半年正式挂牌成立。其时，稀土办公室还归属国家发改委管理。这个机构的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12人的领导小组首任组长是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
中国稀土学会秘书长林东鲁对《瞭望东方周刊》总结说，中国的稀土发展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阶段：50年代初期到1985年的萌芽发展阶段，1985年到1995年的成长阶段。1995年之后，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膨胀。中国稀土就此大量出口，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关闭了自己的稀土矿。从2007年起可以看做中国稀土行业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政府开始着手对混乱局面进行整顿，“从大乱走向大治。”他说。
就在2007年，温家宝、曾培炎等国务院领导又多次对稀土问题进行批示。其中包括人民银行《专报信息》中提到的“稀土产品大量低价出口造成我国资源优势迅速减弱”问题和包钢原党委书记李光等致信胡锦涛、温家宝关于节约利用矿产资源的建议。
“研究政策措施，解决稀土过度开采，产能过剩，无序竞争，大量廉价出口的状况”。
此时国务院机构改革计划再度提上日程，稀土行业的管理到底如何归属？“筹办”不得不放慢脚步等待主管部门的确定。虽然备受批评且产量下降近10%，但2007年中国稀土行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87.64亿元，实现销售收入281.7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0.79%和52.07%。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由此稀土协会将是一个全国性的一级学会。若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意味着它会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到2008年3月，新一轮机构改革尘埃落地：稀土行业发展的有关职责划给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具体由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金属材料二处负责。如今担任“筹办”主任的王彩凤曾任该处处长。2008年9月底，全国稀土行业重点企业座谈会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主管司局负责人第一次对中国稀土产业发展及有关工作作出明确表态。
在时任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陈燕海的发言中，围绕稀土产业发展需要做好的八个方面工作，第五个是积极推进组建稀土行业协会。4个月后，第三次筹备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了《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章程》(草案)、审查首批申请入会单位资质，酝酿并提出了协会理事长和秘书长人选。工信部网站的信息特别强调，“与会代表一致建议拟成立的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挂靠工业和信息化部，并积极推动行业协会的组建工作”。
协会的惯例
确定主管部委后，中国稀土协会内部架构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在中国，一个全国性一级行业协会的惯例是这样的：具体的实际工作主要由秘书长承担，这个职务一般由熟悉行业情况、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负责岗位上任过职的官员担任。很多时候，秘书长都兼任副会长。
大型企业作为理事单位，其负责人根据企业实力担任副会长等职务。会长或理事长、党委书记则由退职的相关部委分管副部长担任。对于一些专业性强、关系国家命脉的领域，科技人员也会担任协会领导职务，比如该领域的院士。极少情况下，超大型国企的前任负责人也会担任协会主要领导，因为他们往往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曾经具有相当的行政级别。
协会一般分为办事机构，如秘书处；附属事业单位，如行业报；分支机构；如下属分会，以及代管协会等几个部分。
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及发起单位具有不同分量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当然，不同级别单位往往也需要缴纳不同数量的会费并承担各种开支。而协会也向主管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除了曾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先后分管稀土工作，在稀土协会成立之前，唯一的全国性行业机构是中国稀土学会。这个以学术为主的机构成立于1979年，是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一级学会之一，挂靠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国内大型稀土企业、研究机构几乎都有代表在中国稀土学会中任职。
曾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干勇院士担任学会理事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丁海燕、中国五矿集团有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屠海令院士等担任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林东鲁曾任包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了解的信息，中国稀土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仍将来自政界，行业内超大型企业的前任负责人也可能出任领导职务。而秘书长则由曾具有司局级身份的退职官员担任。
两个协会
事实上，如果按照通常理解，稀土属于有色金属领域，可以作为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下属分会。但是，由于稀土问题过于重要，似乎必须成立全国性一级协会。另据《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就在中国稀土协会筹备进入最后阶段的同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申请成立二级协会稀土分会一事也已进入实质阶段。
根据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的相关材料，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申请理由”包括：“特别是国家2009年建立的稀有(含稀土)金属管理部级联系机制，我协会作为唯一参与此项工作的行业组织，在政府的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而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稀土分会的目的，也包括“以更好地引导企业进行行业自律”、“组织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维护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利益，保障稀土行业正常生产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等。
2009年3月，“筹办”第四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新增两家成为协会发起人单位。这样，发起单位由6家变为8家。到这时，理事长、秘书长等人选基本各有所属。11月在北京又召开了第五次工作会议。会议的一个成果就是确定了协会办公地点---由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国有色大厦。
从2006年到2009年，“推进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组建”都成为分管部委确定的当年中国稀土十件大事之一。
而在2009年8月，时任工信部副部长苗圩主持召开稀有金属部际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要求，建立了由工信部牵头，国家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等12个部门参加的稀有金属部际协调机制。这一制度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由工信部主导的稀土管理体制。在分管部委、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会员单位以及与其他相关单位的平衡、交流、沟通之中，“筹办”的时间走到了2010年。此时，稀土之争已是山雨欲来。
焦灼的2010
2010年2月，“筹办”发出《中稀协筹函〔2010〕1号》文，《关于报送会员登记表及生产经营情况月报表的通知》。到4月，已有76家企业登记入会。而在2010年3月19日，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召开加强稀土行业管理工作座谈会时，“筹办”作为一个单位安排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稀土学会和发起单位的人员一直维持着“筹办”的运行。“我算是发起单位的代表，现在都是正点上下班，共有四间办公室。”来自包钢稀土的刘瑞金告诉《望东方周刊》，目前主要工作就是筹备上报工信部的相关材料，并开发新的会员单位。目前，所有材料已上报工信部，“正在等待批复”。刘瑞金说，一旦拿到工信部的批复，会员大会的时间就可以确定，那时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即可正式成立。陈占恒也告诉本刊记者，相关材料已准备妥当，只待最后审批确定具体时间。
也许还没有一个行业协会的成立这样受人关注。虽然从2007年起中国就逐步加强了稀土管理，但是2010年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全球性的反响。2010年11月，新华社发文分析说：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对中国整顿国内稀土行业非议不断，指责中国的稀土政策是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工具”，“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企图混淆视听，逼迫中国继续牺牲自己的环境，为其提供大量廉价的稀土原材料。文章说，一方面，它们都强调中国“垄断”了全球97%的稀土产量，另一方面，它们却不约而同略去了中国的稀土储量仅占全球30%、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
“西方政治人物这种‘选择性失明’的做法，不仅曲解了中国在稀土开采、生产和贸易等领域实行有序管理的初衷，也漠视了目前全球稀土生产和消费方面存在的极端不平衡状况。而多方数据都表明，中国稀土资源储量与产量之间的严重失衡，已成为中国越来越难以承受之重。”
同时，不断有国内企业界人士公开表示，稀土并不“稀有”，在全球具有广泛分布，因此中国政府采取的管理措施并不恰当。其针对的是2010年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行业整合、减少出口配额以及环保等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组织企业联合对外博弈成为当务之急。
在陈占恒看来，当前稀土管理的实质是如何改变这个产业的发展模式。中国稀土产业多年来形成了稀土企业散、乱、小的不利局面，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中国稀土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超过国内外稀土总的市场需求，这是导致中国稀土价格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企业的声音也应为决策者重视。林东鲁说，应该根据稀土的储量和国家的需要来选择出口或者限制出口；比如储量特别大而且大家都有的就可以出口，而“大熊猫”这样的就应该进行限制，“留下的必须控制住，要首先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商务部肯定已经在考虑这个情况。”如何从国家行政控制转到企业行为，这对于中国人还是一个尝试，“其实稀土行业跟所有的社会问题，比如住房等都一样，问题最终体现在对产业的管理上。”林东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