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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011

2010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发布时间:2011/1/14 15:35:462127次

据中国有色网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14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他们颁奖。

  据中国科学院网站介绍,师昌绪,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河北徐水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硕士学位,1952年获欧特丹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发展了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领导开发我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可用作耐热、低温材料和无磁铁锰铝系奥氏体钢等,具有开创性。多次参加或主持制订我国有关冶金材料、材料科学、新材料全国科技发展规划;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立项和评估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据中国工程院网站介绍,王振义,内科血液学专家。江苏省兴化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92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自1954年起,从事研究血栓和止血,在国内首先建立血友病A与B以及轻型血友病的诊断方法。1980年起开始研究癌肿的分化疗法。1986年在国际上首先创导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获得很高的缓解率,为恶性肿瘤在不损伤正常细胞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诱导分化疗法取得效果这一新的理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因而获得国际肿瘤研究奖五项,国内国家级奖七项(一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314篇,主编专著5本。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件盛事,更是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一次大检阅,各大奖项的归属也成为科技界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悉,目前中国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这些奖项每年评审一次。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报请国家主席签署并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证书和奖金。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而且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曾经获得最高科学奖的科学家中很多我们都非常熟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数学家吴文俊是第一批最高奖的获得者;之后还有王选、王永志、叶笃正、李俊生、王忠诚还有去年获奖的孙家栋、谷超豪等。

  师昌绪:“好管闲事”的战略科学家

  

  人物小传: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点钟离开家,9点钟到办公室,来访的客人有时一天好几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的、指导科研工作的、题词的、写序的……几乎有求必应。此外,去年一年,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他出了10次差,还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

  这位乐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年度荣获国家科技奖最高奖的两位得主之一,我国高温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蚀、镁合金、碳纤维等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的战略科学家师昌绪先生。

  “我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也不希望别人都像我一样。”师先生自我解嘲说:“但我已经是这么个定型了,在家反而苦恼,所以天天工作,生活很充实,觉得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也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

  1月7日上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91岁的师先生。虽然发已掉光、牙已全无,但老先生却背不驼、眼不花,步伐稳健、思维敏捷。听着后辈和老同事讲述他的往事,师先生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神色凝重;他对数十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时不时插话补充两句;说到激动处,忍不住用手指敲得桌子“笃笃“直响。

  “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任你选。”1955年6月,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说。

  结果,这位35岁的洋博士选择了沈阳,因为中科院金属所在沈阳。到金属所后,他被指定为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由物理冶金理论研究,转向炼钢、轧钢工艺开发。两年之后,师昌绪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带领一支小分队常驻抚顺钢厂,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师昌绪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很快开发出代替镍基合金GH33的铁基高温合金GH135,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更难啃的骨头在后面。1964年,中国的新型战斗机设计出来了,就差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此前,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空心叶片,国内的人都没见过。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找到师昌绪家里,问他能不能牵头搞空心叶片。“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师先生回忆说,“但我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第二天,他与时任金属所所长的李薰先生研究决定接受这个任务。荣科听到这一消息自然高兴,但同时也“提醒”师昌绪: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做不出来,我把脑袋割下来。师昌绪一笑:咱们就共同承担吧。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由师昌绪挂帅,从金属所的相关研究室挑选了“一百单八将”,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他们采纳了容科“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的建议,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100毫米的叶片上均匀做出粗细不等、最小直径只有0.8毫米的9个小孔,谈何容易!他们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脱芯,以及断芯无损检测等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这种叶片的国家。

  后来,国家决定把空心叶片的生产转移到远在贵州的一个工厂,航空部点名师昌绪带队到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当时从沈阳到贵阳要坐48个小时的闷罐火车,路上连喝的水都没有。工厂的条件极为艰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发霉的大米和红薯干,以至于厂里的总工程师过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买来白面,给科研人员蒸馍改善生活。师昌绪他们日夜在车间里鏖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克服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关,至今所生产的数十万个叶片没出过一起质量问题。

  “当时当然有压力了,但关键看你敢不敢往前冲。”忆当年,师先生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来,除非你不努力。”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

  “师先生,这个事您可别管!”2000年春,年近80的师昌绪找到基金委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

  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航天、航空用基础原材料,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钱花了很多,但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以至于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师先生说,“如果碳纤维搞上不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接受了师先生的邀请。这年8月,师先生召集了由原国防科工委、科技部、总装备部、基金委等相关单位58人参加的座谈会,探讨怎样把碳纤维搞上去。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碳纤维能搞上去。会议纪要里,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请师昌绪院士作为技术顾问和监督。

  师先生欣然从命,很快又召集了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具体方法。座谈会上,有人给师先生泼凉水:上亿的资金哪里去找?就是钱弄来了,谁去协调指挥?过去几个部委联合起来都没弄好,你师老能指挥得动么?

  “只要国家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干!”不服输的师先生上书中央,陈说利害。很快,这封信批转到科技部,科技部在863计划中专门增设了1亿元的碳纤维专项。在实施过程中,师先生吸取以前的教训,定了一条规矩:统一领导,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我们管,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然后,专项领导小组派人到申报单位,现场取样,让第三方单位统一测试。数据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优胜劣汰,结果。志在必得的一所知名大学落选,产品过硬的民营企业威海拓展一举中标。师先生一抓到底,不仅多次到威海实地指导,还专门给航空总公司写信化缘3000万元,帮助相关单位开展应用试验。现在,无论是航天还是航空,我国所需的碳纤维已可立足国内,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历史。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师先生笑称。

  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对别人有益的,他都不避利害,乐于去管。

  “师老很有眼光,他所管的闲事,要么是刚刚起步、困难很多,要么是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只要这些闲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需求,师先生就抓住不放,该呼吁的呼吁,能扶持的扶持。”李克健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多个部委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26个材料环境腐蚀试验查与监测网站,检测材料在大气、海洋、土壤等环境中的腐蚀数据,为今后的大工程建设提供选材和防腐设计的决策依据。据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回忆,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科技体制和拨款制度改革,期间出现盲区,许多腐蚀监测站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陷入人走站亡的困境。1986年,基金委会成立,出任副主任的师昌绪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委的领导,把腐蚀监测站的的数据检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的重大项目,常年给予支持。后来等三峡大坝和核电站等工程上马时,大家才发现:腐蚀监测站提供的数据资料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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